如今的北京城已较少见到“提笼架鸟”的景象，但在老北京人的生活中，鸟市曾经占了重要一席。

  在很多人记忆中，“提笼架鸟”是老北京的一景。“提笼”是指笼养鸟，主要是为了观赏和听音；“架鸟”是用架子来养鸟，叫“亮架”。

  清朝《燕京杂记》记载：“京师人多养雀，街上闲行者有臂鹰者，有笼百舌者，又有持小竿系一小鸟使其上者，游手无事，出入必携。每一茶坊，定有数竿插于栏外，其鸟有值数十金者。”可见，养鸟、遛鸟这个雅好始于清朝，主要是一些有闲或有钱的人才做的事。

  1949年后，“提笼架鸟”一度淡出人们的生活。直到上世纪80年代，随着农副市场进入北京，不少老百姓呼吁开设一些“鱼市”“果子市”和“花鸟市”等集市。民间自发鸟市应运而生，但很快问题便暴露出来。

  1980年7月，北京市远大中学的王金莉同学给《北京日报》来信称，阜成门立交桥旁有一个自发鸟市每天清晨到午时，都有近千人在那里买卖鸽鸟。由于无人组织管理，鸟市上的风气不正，诈骗、起哄抢鸟、打架斗殴的事屡见不鲜。“希望市政府责成有关部门采取一定的措施，管管鸟市。”

  接到信件后，《北京日报》记者立即前往调查。早上8点来钟，赶鸟市的已有五六百人，熙熙攘攘，人喊鸟叫。这里卫生很差，地面上遍布着干、鲜鸟屎，苍蝇乱飞。由于没厕所，有的人在鸟市的堆料背后大小便。（1980年7月26日《北京日报》3版，《要管管“自发鸟市”》）

  到1981年初北京共有四个鸟市，都是自发组织的。当年5月，西城区、宣武区划定地点，分别在官园和宣武公园开办了两个花鸟市场。后经北京市政府批准，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等有关部门准备再开办一些花鸟市场，同时取缔自发的花鸟市。（1981年9月4日《北京日报》2版，《本市开办两个花鸟市场》）

  1981年11月，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鸟类组的张嘉力专门致信《北京日报》，指出保护鸟类资源的重要性。他在北京城区的几个鸟市上，常常看到许多根本不宜于笼养的鸟被大量捕来出售。其中很多是农林益鸟，如各种柳莺（俗名树串）、苇莺（俗名苇扎子）、啄木鸟（俗名奔打木）、鸲（红点颏，蓝点颏）、黄鹂、鸫、鹟、伯劳（俗名呼不拉）等。这些益鸟中绝大多数并非鸣禽，加上生性娇弱或食性单一，一经囚入笼中，三五日内便容易死亡。

  张嘉力建议，对于适于笼养的传统鸣禽同时又是食虫的鸟，应只捉雄鸟，因为大多数鸟类都是雄的鸣唱而雌的不鸣唱；对于误捕的鸟要放飞，这样一方面利于生态和自然资源的保护，一方面也合理满足了人们的兴趣需求。（1981年11月28日《北京日报》3版，《保护鸟类资源人人有责》）

  有读者来信描述了1986年偷猎者捕杀鸟类的场景。海淀区田村山一直是鸟类青睐的繁衍栖息地，也是偷猎者的“天堂”。在茂密的树林中，大小粘网密布，十几个手持鸟笼的人，蹲在树下静候。他们什么鸟都捕，大到老鹰，小到黄雀。捕住之后，不是拿到鸟市去卖，就是当场摔死再带回去吃。其中有些被捕杀的鸟，身上还带着爱鸟人放生的标志。（1986年5月9日《北京日报》2版，《乱捕乱杀鸟类的行为必须制止》）

  另外，很多候鸟也被捕捉，放在鸟市里出售。秋天是候鸟携妻带子从北方向南方迁徙的季节。2000年《北京日报》记者暗访发现，每逢十月，成群的捕鸟人便到山林中支起大网，抓捕候鸟。仅玉蜓桥旁的鸟市每天就有上千只候鸟出售。（2000年10月27日《北京日报》7版，《大批南徙候鸟遭劫》）

  1982年，国务院批转林业部等单位提出的《关于加强鸟类保护、开展全国性“爱鸟周”活动的决定》，体现了我国政府和人民对鸟类保护工作的关心和重视。

  北京从1989年开始实施野生动物保护法，先后成立了十几个爱鸟护鸟工作站，京郊各区县开展了形式多样的“招鸟”工程。据《北京日报》1989年报道，北京市爱鸟养鸟协会秘书长王增年在论文《北京鸟类调查与保护》中首次提出：北京现存鸟种已由六十年代初的352种下降到1981年的118种。

  在1988年，王增年组织相关的单位在圆明园推行了“鸟类招引和生态环境试验工程”，划定了招鸟区，栽种了有利鸟类生存的植物，悬挂人工巢箱400多个。一年后，到圆明园栖息的鸟类达到92种，人工巢箱营巢率达50%以上。（1989年4月3日《北京日报》1版，《王增年大唱爱鸟护鸟“戏”》）

  民间也不乏救鸟志愿者。每逢遇到被贩卖的笼中鸟，市民张福厚便会买来放飞。1993年时，79岁的张福厚离休金每月247.3元，老伴离休金192.4元，二老花掉的“放飞费”已超过3000元，放生的鸟儿有啄花、隼、猫头鹰等。（1993年7月10日《北京日报》7版，《北京“鸟儿菩萨”》）

  对于鸟市的存在，人们一直褒贬不一。据有关部门统计，到1992年时北京约有16万人养鸟，其中60%是离退休的老年人，这无疑是他们老有所乐的来源之一。但是，鸟市对于鸟资源的保护又存在着威胁。对此，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讲师赵欣如认为，鸟市大量出售野生鸟对鸟类资源和生态平衡是一种毁坏，国家一级保护的鸟类应当禁止出售，同时控制捕捉益鸟。“有关部门应对鸟市起一个导向作用，提倡和引导人们去养自繁的鸟，少捕捉野鸟。”（1992年10月31日《北京日报》6版，《京城鸟市》）

  “玉蜓桥鸟市线年，多位全国两会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撰写的提案中出现同样的内容。

  此时，始建于1988年的玉蜓桥鸟市已成为中国乃至全世界最大的野生鸟贩卖集散地，它于1998年取代了龙潭鸟市和法华寺鸟市，所贩卖的上了国家野生鸟保护名录的鸟有近70种，年出售野生保护鸟数十万只。此外，玉蜓桥鸟市还是走私鸟的源头，北京市野生动物保护站在海关、机场查获的走私鸟，大部分都来自于这一个市场。此前，在市民的呼吁下，人气颇旺的水碓子鸟市已经关闭。（2001年2月9日《北京日报》7版，《玉蜓桥鸟市该关了》）

  爱鸟人士对此提案也非常支持。有人说，“提笼架鸟”是老北京的传统，但老章程该改了，北京不应该还留着贩卖野生鸟的市场。

  2001年2月20日，在社会各界人士和《北京日报》的呼吁下，北京最大的玉蜓桥鸟市贴出一纸禁止经营野生鸟的通告。（2001年2月21日《北京日报》7版，《玉蜓桥鸟市关了》）

  当月28日，近千只惨遭盗劫的野生鸟乘坐飞机抵达新家——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。北京市野生动物保护站站长王民中介绍，这批野生鸟绝大多数是南方鸟，由于受到贩卖摧残，有些已经不具备长途迁徙能力，异地放飞有助它们重返天空。这也是北京继新疆放飞、福建放飞后的第三次异地放飞活动。（2001年2月28日《北京日报》7版《千只野生鸟迁徙坐飞机》）

  2001年6月，玉蜓桥鸟市彻底关张。市场内的商户陆续搬到了潘家园、广安门、磁器口、官园等地。2002年9月，作为北京市政府为民办的六十件实事之一，进京铁路沿线万平方米的玉蜓公园在这里建成。

  到了2005年，一场禽流感疫情重创了京城鸟市。当年11月，全市实施五项防控措施，其中之一就是暂停全市鸟市经营。许多商户纷纷将所卖的鸟儿迁出北京，甚至转行。

  2009年12月，作为本市最早的花鸟鱼虫市场之一，官园花鸟鱼虫市场也关张了。有近七成商户迁往别的市场，鸟市的辉煌不复存在。

  为守护候鸟迁徙的生命通道，2014年本市特设专人在密云水库、野鸭湖等90多个候鸟聚集地负责巡查。如今的京城虽然没了大型鸟市，但看见的鸟儿、听见的鸟鸣声慢慢的变多，给生活更平添了几分美景与鲜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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