精准扶贫要彻底“挖根”，“扶人”是其工作的关键。而“扶人”的根本在于教育，给予向上的力量。

  这是一双云南阿都乡在任21年村干部布满老茧的手。到2016年，当地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仅为3643元，而在2012年，这一数字只有1607元。

  临近“六一”儿童节，阿都乡里发吉小学举行了一场学生演出，前来观看表演的家长都是年长者。因为经济窘困，很多人被迫外出打工，使得当地留守儿童数量居高不下。

  阿都乡11岁的留守儿童刘淼淼在电话中听到母亲的声音后不禁落泪。刘淼淼的父母分别在江苏和昆明打工，父亲每年回家一次，母亲每年回家两次，剩下她与姐姐、弟弟跟着奶奶在家读书。这样的留守已持续了4年。

  四川普雄镇的火把广场，是当地的中心地带，时值夏日傍晚，却是一片萧条之景。但每到年底，打工归来的青年人们便聚集于此相亲，热闹非凡。

  阿都乡路边一处泥坑里，被人写上了鹿晗、TFBOYS和吴磊等当红“小鲜肉”明星的名字。即便是身处偏远的贫困山村，也并不妨碍人们对外界纷繁精彩的美好充满向往。

  10岁的三年级学生刘芹婵正在割猪草。她的母亲在其出生后便去世，父亲也于三年前病逝。目前，她跟着大伯生活。或因营养匮乏，她看起来比同龄人要单薄不少。据了解，云南省扶贫基金会每年向其资助1340元。江西一位高校老师，也与之帮扶结对，为其捐助衣物等物资。

  新寨村村支书田胜琪在下村途中临时办公。因为当地偏远山区山高路远，一个行政村的辖区甚至需要步行五、六个小时才能到达，村干部出门通常要贴身携带办公资料。

  甘洛县泥觉村是一个彝族村落，因为地域偏远，经济窘困，没有老师愿意到村里教书。上世纪90年代，当代课老师郭普全辞职后，泥觉村老支书阿什克布与当时的村长俩人，走了一天的山路，赶到郭普全在四川雅安汉源县的老家，请郭无论如何要回来，教会村里的彝族孩子学会基本的汉语和算数，让他们将来有望走出大山。郭普全返回后，当时已年过五旬的他，又经常走两公里山路给郭普全背水，目的是留住这位代课老师。他的坚持终于得到回报，泥觉村现至少已走出7位大学生。

  四名来自凉山喜德县的女学生乘火车去西昌市读初中。尽管喜德县也有中学，但他们还是选去教学水平更高的西昌。陈英（左二）坦言，她很高兴父母能让自己读书。随着教育意识的普及和经济发展，慢慢的变多的凉山彝族群众意识到教育的意义，他们不仅改变了曾经不让女孩读书的观念，还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条件下，为子女提供更好的教育环境。

  “不愁吃”，是脱贫攻坚的总目标之一。在乌蒙山连片特困区，土豆是最重要的食物。

  窝村是大关县唯一一个全村人均享有低保的村子，一位苗族男孩正在吃烤土豆。考虑到该村地理位置偏远，当地政府提出对该村进行易地搬迁助其脱贫，但村民却舍不得离开。目前当地政府仍在积极动员群众。

  当地苗族村民在使用石磨将荞麦磨成面。这种古老的生活方式如今已很少简单，却依旧存在于广大偏远贫困山区。

  这是泥觉村中最富有的人家，拥有上百只羊，13匹马和十多头牛。这一天，炖肉和米饭是他们的晚餐。在他们的头顶，悬着成块的腊肉。

  阿都乡里的孙颖一家端出一锅煮土豆招待客人。这已是家中最好的食物，也是乌蒙山连片特困区村民家普遍招待客人的食物。

  孙颖一家的晚饭，是一个用土豆丝和辣椒做的菜汤，用来下饭。好在上学在校期间，在中国扶贫基金会“爱加餐”、国家营养午餐和贫穷的地方寄宿生生活补助的共同帮助下，孙颖和姐姐在校可免费享受三餐。对阿都乡大多数学生而言，在校期间的一日三餐均有保障。很多学生坦言，他们在假期总盼着开学，只因在校的伙食比家中好太多。

  一名在叙永县村小就读的孩男孩在吃营养午餐。2012年，国家启动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，由国家进行补助，在上学期间向每位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无偿提供营养午餐。

  甘洛县的代课老师郭普全在给学生运送营养餐途中，采摘野果充饥。每半个月，郭普全就要牵着从村民那借来的驴或马，往返走7小时的山路，给孩子们领回包括牛奶、面包在内的食品。因为路途太过遥远，他时常顾不上吃午饭。

  俄洛村的几名学生在吃当天的学生营养餐——牛奶和两块沙琪玛。这些营养餐正是他们唯一的老师郭普全牵着驴驮回来的。

  阿都乡发吉小学的学生以小组为单位，就地在操场吃营养午餐。由于没餐厅，在教室进食又担心饭菜污染学习环境，所以该校的午餐都在室外进行。该校营养午餐均由中国扶贫基金会捐赠的“爱心厨房”设备烹制。学校便据此开展感恩教育，在午餐前，学生们会进行感恩朗诵。

  因整个阿都乡的学生营养午餐和晚餐所需粮油、蔬菜都要开84公里山路进宣威市采购，十分不便。2011年，阿都中心学校在乡内开辟出一处占地55亩的营养餐补给基地。除向全乡中小学提供自种蔬菜外，还自养生猪和自加工豆制品、肉油。确保在国家同等金额补助下，学生能吃到更高品质的午、晚餐。

  一名“爱加餐”项目受益的孩子，在给扶贫基金会的感谢信中写道，在该项目投放鸡蛋牛奶之前，自己“从来没喝过牛奶，吃过卤鸡蛋，不知道牛奶是什么味道。”

  在乌蒙山区，一方水土，却养不了一方人。居者有其所的背后，不仅只是一间房的问题。

  海坝村共有24户村民，共93人，均为苗族。村中村民住房及其简陋，除几户村民住在土坯房外，村中绝大多数村民都住在用竹子为墙体的房子里，并且屋顶长满了草。远远望去，屋顶与草地一个颜色，让人一眼难辨。

  海坝村村民李光秀坐在家里，室内摆设简陋而凌乱。在海坝村，几乎家家室内都是如此。个别人家甚至还没有床，他们夜里会在火塘（一种在室内烧柴做饭、取暖的小坑）边铺上草，夜里便睡在草上。等白天起床后，再将草收起。

  被晾晒在灌木上的衣物，当地村民几乎不使用衣架晾衣服。山中常年云雾缭绕，湿气颇重，晒在灌木上的衣服他们在夜间也不收回，直到被彻底晒干。这是海坝村特有的景象。

  一位贫困户坐在自己平时所睡的阁楼上。夏季太热，他只好卸掉了几块屋顶的瓦片通风。因为贫穷加之缺乏良好的生活小习惯，阁楼上堆满杂物和灰尘。为改善其生活，政府给他们一家三口都办理了低保，当地的扶贫干部也试图引导他通过自身劳动增加收入，并改变邋遢和懒惰的生活习惯。

  一位村民走出自家已经作为库房的茅屋。在几年前搬入隔壁的水泥砖房之前，他就生活在茅屋内。

  在海坝苗寨全体村民在搬迁协议签字前，村干部为大家做最后的政策宣讲。海坝苗寨不通公路，生活太过艰苦，当地政府按照扶贫政策，动员全村村民易地搬迁。起初部分老人担心搬迁后失去土地，始终不愿离开大山。后经当地“背篼扶贫工作队”宣讲扶贫政策，全村终于同意集体搬迁。

  汤家坪村，一块将被用于易地搬迁的空地。按照当地政府的理想规划，他们欲将全县所有需要易地搬迁的偏远、贫困的苗族村民集中安置于此，并修建相关教育、医疗等配套设施，让他们在此安居。只要搬出大山，即可接受更好的教育，依靠外出务工等方式，脱贫就有希望。

  甘洛县俄洛村按“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”等扶贫政策，按人均25平米，免费为俄洛村每户村民修建的新房。按照每户人口不同，房屋分为不一样大小和房型。简单来说，土地增减挂钩，即指通过对分散的农房进行拆旧建新、重新整合等方式，将节约出来的农村建设用地，以指标的方式按规划调整给城镇使用。其中产生的收益，全部返还给国家扶贫和农民，为农民建设基础设施。该政策是国土部支持扶贫开发的政策，并且在向贫穷的地方倾斜。

  大关县堡山自然村位于悦乐镇山巅云雾缭绕处，交通闭塞，生活条件艰苦。是当地有名的“光棍村”。曾有男青年带对象回村，女孩在山下瞅了一眼村子的位置，俩人便分了手。按扶贫政策，当地政府对堡山进行易地搬迁——由政府给于一定补助，村民在指定地点按一定标准建新房。在异地迁出大山后，至少有三名之前一直单身的青年找到了对象成亲。

  阿都乡当地很多村子缺水严重，乡里利用扶贫资金，在垂直落差600米的山梁上，修起了两级水窖和长达数公里的钢管，用水泵将山下的水源输至本不通水的各村小学和绝大多数家庭。

  银厂村的孙娅蓉从家中的水窖往外倒积蓄的雨水，准备做饭。他们家共有3个水窖，目前还在使用的有两个，甚至将房顶积蓄的雨水作为生活用水。尽管家里接通了自来水，但由于水价较贵加之水管损坏，他们只能接着使用雨水生活。

  泥觉村教学点一处废弃教室，是由一座羊圈改建的。如今墙上还可依稀见到当年村长写下的“穷不读书，穷根难断”和“富不读书，富不长久”残留字迹。上世纪90年代，郭普全曾在这里给十几名彝族孩子教汉语和算数。因窗户没有玻璃，冬季冷风直往屋内灌，老师便用石头将窗户堵住，依靠屋顶的亮瓦采光，条件十分艰苦。

  代课老师郭普全在给村里的孩子上课。这间教室设在了俄洛村村委的图书室内。虽谈不上宽敞，但对只有6名学生的班级来说，已足够使用和安全。郭普全也同是附近泥觉村的代课老师。相较他上世纪90年代在泥觉村羊圈改造的教室中上课，教学环境的改善显而易见。

  灯火通明的增坪小学，与只有点点灯光的阿都乡山村形成鲜明对比。曾经阿都乡的小学普遍没有操场和大门，甚至连厕所都设于危房之中。经过近些年政府和民间的支持，阿都的学校不仅有了大门、操场和旗杆，部分学校还有了实验室。硬件的好转，也提升了当地教育水平。曾经全乡仅有五、六人能考上高中的阿都，如今每年升入高中的就有两、三百。在当地，最好的建筑就是学校。

  精准扶贫打通“最后一公里”，让贫困山区的村民能够走出去，他们才能踏上致富的路。

  阿都是云南20个最边远的民族特困乡之一，境内沟壑纵横，山峦起伏。交通，一直是制约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瓶颈。画面右上方一条白色的横线，即是通往当地马鞍山村的一条公路，因为过高难行，这段悬崖小道被当地称为“天路”。

  一辆越野车行驶到“天路”的一段上坡碎石路时，车轮不住地打滑。一连试了四次，才开上小坡。

  一位村民背着一个硕大的背篓走在山路上。在整个乌蒙山连片特困区，背篼一直是重要的运输工具。

  在连接贵州威宁与云南宣威阿都乡的龙家渡口，一位村民经破败不堪的铁索木板桥，从贵州走往云南。这座铁索桥由当地村民所建，云贵两省村民便借此桥来往通行，曾经甚至推着摩托牵着牲口通过。跟着时间的流逝，铁索桥上的木板已残缺断裂，往来行走变得十分危险，稍有不慎，就会从高约5米的桥上坠入河中。

  溜索，曾一度是当地人跨越木冬河出行的重要交通工具。一百年前，曾有人在此摆渡为生，相传数代。上世纪七十年代，又弃船而修建了溜索。因为大山的阻隔，当地人曾一度“交通靠走，通讯靠吼”。

  一位村民在阿都乡陡峭的坡地上劳作。受限于大山，当地人常用“山高坡陡谷深，人多地少难耕”来总结当地经济穷困的根源。

  甘洛县的代课老师郭普全牵着借来的毛驴，拉着学生的营养餐走在山路上。“人背马驮”是贫困山区常见的运输方式。

  两名周末放学回家的孩子走在大关县的山路上。因为不通公路，他们至少要在山雾笼罩的小路上步行两个小时。

  山雾中的大关县山区，一名下乡的村官试图在山顶寻找手机信号。由于大山的阻隔，部分偏远山区尚未被手机信号覆盖。

  在叙永县落卜镇一处通往县城的山路上，两辆两卡几乎是擦着边实现了会车。对很多贫困山区而言，交通始终是阻碍当地发展的瓶颈。

  2015年年末，麻昭高速公路通车。昭通历来是云南北大门的咽喉，是云南乃至两广、东南亚货物出入华中、华北的要道，此前却一只只能靠二级路完成每天数千辆次货车的运行。一旦冬天路面结冰，就会造成大量车辆滞留。麻昭高速通车后，标志着昆明与四川相连的高速全线通车，将极大地改善大关乃至昭通的交通格局。

  在5634次火车上，彝族村民李苦古尔带着32只羊，从凉山喜德县泥波镇去凉山越西县普雄镇卖。在凉山地区，很多村民出行不便，他们外出经商、求学都靠乘坐5633/4次火车。该趟火车往返于攀枝花和普雄镇之间，在途径地处乌蒙山连片特困区的喜德、越西县时，几乎每隔10分钟就停靠一站，极大地便利了当地群众出行。

  两名泥觉村女孩坐在村民家待售的土豆堆上。在2010年村里通了通往附近镇上的砂石公路之前，村民们总是用马驮着土豆，往返用一天时间换会数量不多的大米。自从公路修通之后，收购农产品的商贩就驾车进了村，在自家门口，村民种的土豆、荞麦、莲花白等农产品就能直接换成钱。

  龙家渡口的铁索桥下，一座公路桥的桥墩已然立起。像福都大桥一样，这里又将建起一座跨省的公路桥。届时，两省居民即可沿公路桥往来，而不必涉险走木板残缺的铁索桥。

  新修的柏油马路蜿蜒在群山之间，仿佛一条白色的丝带连接起贵州省威宁县境内的村落。

  泥觉村里的一位村民骑马走在今年6月刚刚修通的硬化路上。目前泥觉村境内的硬化路已经修好，有关部门正在对下一步修建入户路进行前期的规划，同时通往附近田坝镇的硬化路也正在修建当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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